園有桃鑒賞

園有桃，其實之肴。心之憂矣，我歌且謠。不知我者，謂我士也驕。彼人是哉，子曰何其？心之憂矣，其誰知之？其誰知之，蓋亦勿思！

園有棘，其實之食。心之憂矣，聊以行國。不知我者，謂我士也罔極。彼人是哉，子曰何其？心之憂矣，其誰知之？其誰知之，蓋亦勿思！

　　這首詩語言極明白，表現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，然而對詩人“憂”什么，時人為何不能理解他的“憂”，反認為他驕傲、反常，難以找到確切答案。同時他自稱“士”，而“士”代表的身份實際并不確定，《詩經》中三十三篇有“士”字，共54個，僅毛傳、鄭箋就有多種解釋，如：“士，事也”，指能治其事者；“士，卿士也”；“士者，男子成名之大號也”；“士者，男子之大號也”；“言士者，有德行之稱”；“士，軍士也”；“他士，猶他人也”等，所以這個自稱“士”的詩人是何等角色，很難認定。與之相應，對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種臆測：《毛詩序》謂“刺時”，何楷《詩經世本古義》作實為“晉人憂獻公寵二驪姬之子，將黜太子申生”；豐坊《詩說》說是“憂國而嘆之”；季本《詩說解頤》以為是“賢人懷才而不得用”；牟庭《詩切》以為是“刺沒入人田宅也”。今人或說“傷家室之無樂”，或說“嘆息知己的難得”，或說“沒落貴族憂貧畏饑”，或說“自悼身世飄零”，或說“反映了愛國思想”，不一而足。《詩經選注》說：“我們從詩本身分析，只能知道這位作者屬于士階層，他對所在的魏國不滿，是因為那個社會沒有人了解他，而且還指責他高傲和反覆無常，因此他在憂憤無法排遣的時候，只得長歌當哭，自慰自解。最后在無可奈何中，他表示‘聊以行國’，置一切不顧了。因此，從詩的內容和情調判斷，屬于懷才不遇的可能性極大。”故指此為“士大夫憂時傷己的詩”。

　　此詩兩章復沓，前半六句只有八個字不同；后半六句則完全重復。兩章首二句以所見園中桃樹、棗樹起興，詩人有感于它們所結的果實尚可供人食用，味美又可飽腹，而自己卻無所可用，不能把自己的“才”貢獻出來，做一個有用之人。因而引起了詩人心中的郁憤不平，所以三、四句接著說“心之憂矣，我歌且謠”，他無法解脫心中憂悶，只得放聲高歌，聊以自慰。《毛詩序》說：“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”這位正是因為歌之不足以瀉憂，決定“聊以行國”，離開他生活的這個城市，到別處走一走，看一看。這只是為了排憂，還是想另謀出路，無法測知。但從詩的五六句看，他“行國”是要換一換目前這個不愉快的生活環境，則是可以肯定的。詩云：“不我知者，謂我士也驕（罔極）。”詩人的心態似乎是“眾人皆醉我獨醒”。因為他的思想，他的憂慮，特別是他的行為，國人無法理解，因此不免誤解，把他有時高歌，有時行游的放浪行動，視為“驕”，視為“罔極”，即反常。詩人感到非常委屈，他為無法表白自己的心跡而無可奈何，所以七、八兩句問道：“彼人是哉？子曰何其？”意思是：他們說得對嗎？你說我該怎么辦呢？這兩句實際是自問自答，展現了他的內心無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。最后四句：“心之憂矣，其誰知之！其誰知之，蓋亦勿思！”詩人本以有識之士自居，自信所思慮與所作為是正確的，因而悲傷的只是世無知己而已，故一再申說“其誰知之”，表現了他深深的孤獨感。他的期望值并不高，只是要求時人“理解”罷了，然而這一丁點的希望，在當時來說也是不可能的，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來自慰自解。全詩給人以“欲說還休”的感覺，風格沉郁頓挫。陳繼揆《詩經臆補》認為：“是篇一氣六折。自己心事，全在一‘憂’字。喚醒群迷，全在一‘思’字。至其所憂之事，所思之故，則俱在筆墨之外，托興之中。”

　　這首詩以四言為主，雜以三言、五言和六言，句法參差，確如姚際恒所說：“詩如行文。”（《詩經通論》）押韻位置兩章詩相同，前半六句韻腳在一、二、四、六句末；后半六句換韻，韻腳在七、八、十、十一、十二句末，并且十、十一兩句重復，哀思綿延，確有“長歌當哭”的味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