載見鑒賞

載見辟王，曰求厥章。龍旂陽陽，和鈴央央。鞗革有鸧，休有烈光。率見昭考，以孝以享。以介眉壽，永言保之，思皇多祜。烈文辟公，綏以多福，俾緝熙于純嘏。

　　和《周頌·雝》相同，《周頌·載見》也是寫助祭的，只是祭祀對象和描寫重點有所不同。

　　《載見》的祭祀對象是武王，《毛詩序》謂“始見乎武王之廟也”，朱熹《詩集傳》亦云“昭考，武王也”，后世諸家于此無異辭。按周時廟制，太祖居中，左昭右穆，文王為穆，則武王為昭，故稱昭考。因此，“載見辟王”的辟王便是成王。“載”訓始，助祭諸侯的朝見則在成王即位之時。成王是由周公輔佐即位的，只是名義或形式上的君主，實權則掌握在攝政的周公之手，諸侯助祭的隆重儀式當亦是周公一手策劃安排，其用意自然是讓成王牢記先王遺訓，繼承并光大先王遺業。周公極盡攝政之職，時時注意對成王的規勸乃至管教，《尚書》中的一篇《無逸》便是明證。諸侯“曰求厥章”，恐怕年幼的成王也無法應付，只能由周公作出權威性的答復。舊說《周禮》為周公所作，法度典章他當了然于胸。如此看來，《載見》的祭祀對象與《雝》不同，祭祀時的背景也大不一樣。《詩經傳說匯纂》所說“一以顯耆定之大烈彌光，一以彰萬國之歡心如一”的祭祀目的，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時局特點與急務。

　　和《雝》所描寫的“肅肅”、“穆穆”的神態不同，《載見》重點在于描寫助祭諸侯來朝的隊伍，朱熹評之曰“賦”也。詩中“龍旂陽陽”四句，確實具有賦的鋪敘特點：鮮明的旗幟飄揚，鈴聲連續不斷響成一片，馬匹也裝飾得金碧輝煌，熱烈隆重的氣氛，浩大磅礴的氣勢，有聲有色；八方匯集，分明是對周王室權威的臣服與敬意。周頌中的許多祭祀詩，是只求道出目的，不惜屢用套語，絲毫不考慮文學性的，而《載見》卻安排了極為生動的鋪敘，在一般說來枯燥乏味的頌詩中令人刮目相看。這也足以說明，在有助于實現政治目的的情況下，統治者不僅不排斥，而且會充分調動積極的文學手段。

　　詩的后半部分，奉獻祭品，祈求福佑，純屬祭祀詩的慣用套路，本無須贅辭，但其中“烈文辟公”一句頗值得注意。在詩的結尾用諸侯壓軸，這令人想起成王的新即位，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。古代歸根結蒂是人治社會；就臣子而言，先王駕馭得了他，他服先王，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無二地服新主；就新主而言，也可能會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因此，在最高統治者更換之時，臣下的離心與疑慮往往是同時并存，且成為政局動蕩的因素。詩中贊揚諸侯，委以輔佐重任，寄以厚望，便是打消諸侯的疑慮，防止其離心，達到穩定政局的目的。可見，《載見》始以諸侯，結以諸侯，助祭諸侯在詩中成了著墨最多的主人公，實在并非出于偶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