箕子碑評析

　　凡大人之道有三：一曰正蒙難，二曰法授圣，三曰化及民。殷有仁人曰箕子，實具茲道以立于世，故孔子述六經之旨，尤殷勤焉。
當紂之時，大道悖亂，天威之動不能戒，圣人之言無所用。進死以并命，誠仁矣，無益吾祀，故不為。委身以存祀，誠仁矣，與亡吾國，故不忍。具是二道，有行之者矣。是用保其明哲，與之俯仰；晦是謨范，辱于囚奴；昏而無邪，隤而不息；故在易曰“箕子之明夷”，正蒙難也。及天命既改，生人以正，乃出大法，用為圣師。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；故在書曰“以箕子歸作《洪范》”，法授圣也。及封朝鮮，推道訓俗，惟德無陋，惟人無遠，用廣殷祀，俾夷為華，化及民也。率是大道，叢于厥躬，天地變化，我得其正，其大人歟？
嗚乎！當其周時未至，殷祀未殄，比干已死，微子已去，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，武庚念亂以圖存，國無其人，誰與興理？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。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，其有志于斯乎？
唐某年，作廟汲郡，歲時致祀，嘉先生獨列于易象，作是頌云：
蒙難以正，授圣以謨。宗祀用繁，夷民其蘇。憲憲大人，顯晦不渝。圣人之仁，道合隆污。明哲在躬，不陋為奴。沖讓居禮，不盈稱孤。高而無危，卑不可逾。非死非去，有懷故都。時詘而伸，卒為世模。易象是列，文王為徒。大明宣昭，崇祀式孚。古闕頌辭，繼在后儒。

　　箕子，名胥余，殷紂王時任太師之職，是紂王的叔父，曾封于箕（今山西省太谷縣東北）。他因勸諫紂王被囚禁。周滅殷之后，武王將他釋放。據傳，他不愿仕周，逃亡到朝鮮，周武王就將朝鮮封給了他。《書經·洪范》中記載了他與周武王的一段話，一般認為是后人偽托的。

　　碑，是古代的一種文體，它的應用范圍很廣，有封禪和紀功的碑文，有寺觀、橋梁等建筑物的碑文，還有墓碑。它一般由兩部分組成：前一部分多用散文以記事，稱為“碑”；后一部分用韻文以贊頌，稱為“銘”或“頌”。

　　《箕子碑》是為祠廟中的箕子廟寫的碑文。紂王無道，箕子勸諫不從，反遭迫害，卻能忍辱負重，建立功業，作者對他表示了極大的推崇和同情。作者以偉大人物三個標準“正蒙難”、“法授圣”、“化及民”為評價箕子的出發點，依次展開論述，彰揚箕子的人品、功業，也表達了對自己、對一切仁人志士的勉勵。

　　《箕子碑》碑文中，柳宗元先鮮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處世的三個要點，然后逐條用人物的行為來加以闡述：要蒙受苦難、堅守正道；把法典傳授給明君；將教化施及人民。文章高度贊頌了箕子既忠貞又富有智慧，忍辱負重，輔助圣王建立國家典章制度，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業績。結尾說到隱忍圖存，指出了箕子的本意，表示了對箕子的崇敬心情。

　　《箕子碑》也反映了作者政治處境和心情概況。作者柳宗元因參加王叔文集團，實行政治革新而獲罪，被貶滴到荒遠的邊郡為官，它的遭遇與古代賢者箕子的遭遇是有類似之處的。因此，這篇碑文是以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磊的，是借贊美箕子來寄托自己的信念和抱負的。所以文章雖以議論為主，但行文中卻蘊含著深厚的感情和無限的感慨。

　　《箕子碑》脈絡清晰，對人物評價中肯到位，是一篇經典作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