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韓非子·問辯》

　　或問曰：“辯安生乎？”

　　對曰：“生于上之不明也。”

　　問者曰：“上之不明因生辯也，何哉？”

　　對曰：“明主之國，令者，言最貴者也；法者，事最適者也。言無二貴，法不兩適，故言行而不軌于法令者必禁。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、應變、生利、揣事者，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。言當，則有大利；不當，則有重罪。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，智者無以訟。此所以無辯之故也。亂世則不然：主有令，而民以文學非之；官府有法，民以私行矯之。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。夫言行者，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。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，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，然而不可謂善射者，無常儀的也。設五寸之的，引十步之遠，非羿、逢蒙不能必中者，有常儀的也。故有常，則羿、逢蒙以五寸的為巧；無常，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。今聽言觀行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，言雖至察，行雖至堅，則妄發之說也。是以亂世之聽言也，以難知為察，以博文為辯；其觀行也，以離群為賢，以犯上為抗。人主者說辯察之言，尊賢抗之行，故夫作法術之人，立取舍之行，別辭爭之論，而莫為之正。是以儒服、帶劍者眾，而耕戰之士寡；堅白、無厚之詞章，而憲令之法息。故曰：上不明，則辯生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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